研究定向和非常规工具的创设与使用。借鉴危机中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可运用短期定向工具解决特定领域现实问题，通过定向操作置换持有商业金融工具，进而优化金融市场头寸期限或风险结构，确定的退出时间表也能够给予市场稳定的预期。合理运用定向窗口指导，适时维护中央银行的权威性，强化预期管理提振政策工具效率。
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传达货币政策意图而采取的市场化手段，金融危机后中国在货币政策工具结构性功能上开展了积极的探索，为国际货币政策发展及工具创新贡献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当前，我国经济在“稳”的总体态势下，经济下行压力和重要领域风险对货币政策特别是工具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与金融的血脉关系交融共生，在经济向高质量区间加速发展的道路上，应加快实现货币政策工具施政思路的转型升级，提高工具的政策传导效率，充分发挥金融输血经济的能力，为中国经济的坚韧发展压舱护航。
充分发挥结构性优化作用
金融承担了服务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任，当前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优化任务仍然艰巨，金融供给不匹配现象突出。从区域看，“金融洼地”在经济热点地区逐渐形成，对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凸显，经济发达地区一般贷款和信用债发行的平均利率均低于其他地区。一方面是金融机构的过度投资带来过度竞争，导致其资产配置效率和盈利能力因此下降，另一方面是其他地区金融资源供给不足，金融对经济输血能力减弱，资本循环效率低经济增长持续力下降。从银行体系看，中小机构与大机构间流动性结构分层现象仍未缓和，中小机构公开市场“没资格”、同业融资“看脸色”、研发产品“缺实力”，融资成本被层层加码，导致其对货币政策工具的流动性结构性投放有较高依赖。从企业部门看，企业规模和类别的结构特征决定了政策红利的释放效率，民营和小微企业对国有大企业的信用劣势是长期存在，在短期内单凭市场机制难以自我调和。经济兴则金融兴，地区间的经济领域差距导致货币政策效果的落差，亟待政策工具运用的结构性创新予以解决。
不搞“一刀切”、精准“切要害”应是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合理方式，前提是要认清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于金融血脉不畅、经济肌体无力的地区，必须以外部力量激活二者共生共荣的关系，要敢于突破当前工具运用政策的定式，以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实施破解“信用降级”与“经济筑底”的闭环。可根据地区差异扩大政策灵活空间，政策红利应向经济增速放缓地区更多倾斜，以区域内量的积累奠定结构调整的基础。应提高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规模在政策工具箱中的占比，并根据货币政策走向稳妥降低适用条件，针对地方性中小银行再次启用再贷款的信贷投放功能，减少货币政策向地方的传导节点，提高流动性向中小银行的传输效率，利率应进一步下探缩小中小机构与大机构的息差，避免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倒挂，从而达到主动调控中小银行负债结构和成本的目的。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应“宽进严管”，配合“穿透式”的贷后管理，发挥工具的引领带动作用，使央行政策意图得到充分贯彻。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提高央行地方分支对非法人金融机构的政策指导权限，借助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金融服务机构借助权限上收削弱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信贷引导能力的问题予以反制。
全面提升货币供给的政策传导效力
在当前“二级银行体制”的信用货币制度条件下，金融主管部门与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业已形成，货币创造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有意愿从事发放贷款等信用扩张行为，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创造货币。针对前一段时间出现的社会信用收缩、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解决的关键是以激励机制创新激发商业银行信用扩张意愿，近期人民银行已经通过中期和定向中期便利及央票互换有效缓解了银行落实货币政策流动性和资本约束，而利率约束主要来自信贷的供需双方。
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过程中，应寻求货币与财政、金融与实体之间政策利益的相容和一致，进一步发挥工具的“雪中送炭”作用，关键是金融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作为，敢于担当，托底经济稳定市场预期扭转偏好下降趋势。在信贷供给端，货币政策工具要发挥正向、逆向激励的双重作用。正向激励不仅要降低中小商业机构在落实各项政策时的成本，通过提高其自有盈利弥补政策执行成本和风险溢价，而且要容忍金融企业和实体企业一样在政策执行中获利。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在以“先贷后借”模式锁定资金投向的前提下，应适度放宽加点要求或降低利率，为政策利率向信贷利率传导提供充足空间。逆向激励应将各类商业银行适用央行资金的绩效统筹考察，对贯彻央行意图效果好的机构，可在下一考察期内临时放宽条件或者给予临时资格，反之则收紧与央行开展业务的限制，通过竞优机制激励其提高落实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在信贷需求端，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支持补短板、调结构的工具应积极对接财政贴息和政府担保基金，实现融资风险共担，合力为企业增信降低其融资成本。
做好政策工具箱创新与维护
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战略机遇期，货币政策工具箱的不断创新与维护决定其在变局中能够有效发挥激活实体、压舱护航的关键作用。一是研究定向和非常规工具的创设与使用。借鉴危机中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可运用短期定向工具解决特定领域现实问题，通过定向操作置换持有商业金融工具，进而优化金融市场头寸期限或风险结构，确定的退出时间表也能够给予市场稳定的预期。合理运用定向窗口指导，适时维护中央银行的权威性，强化预期管理提振政策工具效率。二是深化金融科技应用。系统性整合各地区各级信用信息及融资服务平台，商业银行使用央行资金办理业务必须在平台录入企业和授信的详细资料，作为交易台账和信贷档案管理的主要依据。完善央行企业信息核查系统，为央行向一般企业和金融企业提供信用增进提供参考。要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统计监测的手段的数字化程度，为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提供有效依据。三是完善质押品管理。制定出台资产处置标准化预案，组织相关培训和演练。加快实现央行与商业结算、登记机构的数字化对接，通过质押品业务专业化、网络化办理，降低人为操作风险，保障央行权益和资金的安全。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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