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2021年震惊朝野的拉闸限电风波，其直接诱因是燃煤紧缺、煤价上涨。为防止危机重现，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最新煤价管控措施，意图用行政措施去驯服“煤超疯”。
获悉，5月6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消息称：近期，发改委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303号文”）和2022年4号公告（以下简称“4号文”），上述文件已于5月1日起开始实施。
为确保政策落地立竿见影，随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还召集重点煤炭和电力企业、行业协会、市场资讯机构和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召开专题会议，对煤炭价格形势与煤炭价格调控监管工作进行了布置。
在会议中，发改委明确：自5月1日起，一旦发现煤炭价格超出合理区间，将立即进行提醒约谈，必要时通过调查、通报等手段，引导煤炭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对于存在涉嫌哄抬价格行为的，将移送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主管部门手段强势，试图用尽一切办法让煤价运行在合理区间内，一场“驯服”煤价的战争已悄然打响。
为“市场煤”划界
这一轮的煤价飞涨，始于2020年四季度，2021年2月底5500大卡动力煤港口价格涨到约570元/吨，3月起价格持续上涨，10月中旬一度冲高至历史最高点2600元/吨，较2021年初上涨近3.6倍。疯涨的煤价，召唤回来了已多年不见的“电荒”。
到了今年，涨势依然在延续，国内煤价居高不下。注意到，4月28日，北方港口5500大卡动力煤现货报价在1180-1220元/吨，同比增近50%。
为打压煤价、狙击电荒，政策层从开年起就严防死守，调控政策不断加码。
2月24日，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即“303号文”），规定了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明确对煤价施行区间调控。
彼时，发改委还仅是为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设定价格区间。但随着煤价涨势持续高涨，时至4月30日，国家发改委再度发布“4号文”，调控火力延伸到了现货市场，文件明确：“经营者的煤炭现货交易销售价格，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文件明确的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上限50%的”可视为哄抬价格。
按照303号文和4号文有关要求，发改委为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和现货价格设定的合理区间价格“红线”如下：
秦皇岛港下水煤（5500千卡）中长期、现货价格每吨分别超过770元、1155元，山西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现货价格每吨分别超过570元、855元，陕西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现货价格每吨分别超过520元、780元，蒙西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现货价格每吨分别超过460元、690元，蒙东煤炭（3500大卡）出矿环节中长期、现货价格每吨分别超过300元、450元，如无正当理由，一般可认定为哄抬价格。
此外，对于港口下水煤、坑口煤以外其他形式销售煤炭的，可扣除相关流通环节合理费用后折算为对应港口价或出矿价，并以此判断是否超过价格合理区间。
相比此前的各种调控政策，直接设定价格区间、如超过则约谈甚至以哄抬物价查处的手法，并不多见。强力且密集的政策出台，反映出决策层对控制高烧不退的煤价态度异常急切，颇有“非常之时行非常之策”的雷霆之力。
“煤超疯”根源何在？
煤价疯涨背后，是我国当前煤炭供给不足的现实。然而，理论上来说，中国煤炭储量相当丰富，产能十分充沛，为何却出现了煤炭稀缺、煤价疯涨的尴尬局面？
事实上，近年来煤炭供给不足，根源在于煤炭行业前期实施激进去煤化和治理产能过剩留下的后遗症。
据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欣统计，从2002年至2011年，即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期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拉动全国煤炭产量由2002年的13.8亿吨增长至2011年的35.2亿吨，煤炭全行业利润从2002年的23亿元激增至2011年的3246亿元。
如此暴利自然招致资本疯狂涌入，进而引发了煤炭产能过剩。至2015年底，全国煤炭总产能已达57亿吨，产能过剩高达20亿吨，煤价相应大幅下滑。以5500大卡动力煤为例，吨煤价格从2008年的近千元高点下落到2016年初的不足400元，在此背景下，彼时超过90%的煤炭企业都在亏损。
煤炭产能过剩、煤企大面积亏损，终引发国家针对煤炭行业的治理和调控。
中央政府自2016年初开始实施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的政策措施，通过产能指标和安全手续等多种手段限制产能，要求大型煤矿减产、限产，对中小型煤矿实施关停并转，同时严格限制新建煤矿。
在政策调控下，煤炭全行业去产能效果十分显著。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退出煤矿约5500处，煤矿数量减少至4700处以下，淘汰超过10亿吨/年的落后煤炭产能。在此基础上，2020年，中国煤炭产量降至38.4亿吨，各地大量煤矿退出使得全国煤炭产能开始向山西、内蒙古、陕西集中。
时至2021年上半年，全国生产原煤19.5亿吨，煤炭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2.8%。这看似是调控成果斐然，但受抑制的产能利用率直接导致电煤库存滑向历史低位，致使当前煤价高企。由此不难看出，产能受限是煤炭供应不足，煤价高涨的根本原因。
既然“煤超疯”的根源，在于强制去产能后的供需失衡，那么，强行压制煤价就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了，增产保供必须同步进行。
煤炭收放两难
如果说上一轮供给侧改革给煤炭行业去产能，是“量管”，那么这一轮为煤炭价格设定合理区间就属于“价管”。其实，除了“价管”，这一轮稳煤价、电煤保供，也同样采用了数量型工具。
注意到，4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申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作用，提出要优化煤炭生产、项目建设等核准政策，落实地方稳产保供责任，充分释放先进产能，并指出2022年将新增煤炭产能3亿吨。4月28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又发布消息称，2022年5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中国暂定对煤炭进口实施零税率。
在煤炭保供政策下，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煤炭、电力及碳市场年度报告》预计，2022年国内煤炭消费量将达43.7亿吨。
显而易见，在全球大宗商品涨势汹涌、新一轮煤荒电荒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下，如果不想方设法增加煤炭供应，必然会对国家能源安全、电力保供以及经济增长造成负面损伤。增煤是兜底之举，也是无奈之举。
然而，一旦煤炭开闸，其结果之一将是能耗污染开口，“双碳”目标将受到严重冲击。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主席杜祥琬表示，“在‘双碳’目标提出后的第一个整年，虽然个别地区出现了运动式减碳现象，但即使这样全国二氧化碳排放还是增加了4亿吨，这是近年来没有过的高排放增量”。步入碳中和第二个年头，杜祥琬已表示出对“运动式”增碳冲高峰、攀高峰的担忧。
由此可见，当前对煤炭管控是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既不能不增产，不增产价格按不住，火电亏损电荒会来；但又不能增产太多，大幅增产煤价会下去，但污染就会上来。两头为难下，只能采取了小幅增产、区间限价的措施，哪家煤企涨价太多就按照哄抬物价法办。
两难局面下，注定了煤价调控会走的很艰辛。实际上，与其盯着煤炭的产能释放以及煤价的稳定，莫不如从有效降低煤炭需求发力，加快用新能源代替煤炭，加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只有不惜一切代价治疗好严重异常的煤炭依赖症，才是解决当下尴尬的最有效药方。